上周，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各国性别平等排行榜，排在最前面的是瑞典。这个排行榜的主要依据是四个方面：男女薪酬、教育机会差异、政治代表权差异和包括平均寿命在内的健康差异。世界经济论坛对瑞典的评价是：男女劳动力就业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小。

　　就在这个排行榜公布前不久，瑞典媒体曝出了一条新闻：负责男女平等事务的监察官鲍格斯特吕姆卸任，由一位名叫伯格斯特吕姆的女士接任。伯女士上任后发现，虽然她和前任的这位男士名字只差一个字母，但前任的月薪是74000瑞典克朗，她只能拿到62000克朗，少了12000瑞典克朗(约合14000元人民币)。

　　这对于一个主要职责是监管对男女平等法律执行情况的官员来说，当然是难以忍受的。这位新上任的监察官对媒体抱怨说，就连负责男女同工同酬的官员都不能同工同酬，这叫我怎么去监督相关法律的执行呢？

　　一前一后，一男一女，两位监察官的工资差距是17%。这个差距在瑞典人看来似乎很难接受，但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，却是全球各国中差距最小的。目前，瑞典女性收入的平均水平约为瑞典男性的平均水平的82%。

　　即便是在欧盟其他国家中，像这样小的差距仍不多见。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只有50%~70%。至于其他方面，那就更是无法与瑞典相比。比如，在瑞典议会中，女性议员的人数占议员总数的40%以上，而在法国、意大利等国，不过只有百分之十几。

　　瑞典妇女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经历了一些曲折，尤其是妇女从政。瑞典妇女1921年就取得了选举权，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被选进议会的女议员仍不多。1990年代初，一些女作家、女记者和女学者联合起来，呼吁各党派重视妇女，增加妇女候选人，否则她们将从各党派中把女同胞拉出来，专门成立一个妇女党。

　　1994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表明，这些妇女们如果真的成立一个政党，她们将得到35%的选票。谁也不敢轻视这么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，社会民主党立即修改竞选政策，提出了“把1/2的机会给妇女”的新口号。这听上去有点儿像中国人常说的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具体地讲，就是各基层党组织每推举一个男性候选人，就必须推举一个女性候选人。社民党的这一选举政策有效地拉动了选票的提高。在那一年的选举中，社民党获胜，议会中的女性成员大幅增加。在瑞典政府的21位大臣中，有差不多一半为女性。记得当时有个新上任的文化大臣叫瓦尔斯特伦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家住离斯德哥尔摩300公里的一座小城。为了确保她能够“公私兼顾”，瑞典政府首创了“遥控办公室”。每天早上，这位女大臣只要打开电视，就可以通过视频与在斯德哥尔摩的文化部的官员们联系，安排工作，她不必天天都去首都上班。

　　女大臣当时告诉媒体说：“这绝不是放弃工作，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工作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我能不能常常和他们在一起，我晚上在不在家都十分重要。我的两个儿子最关心的就是，每天晚上妈妈能不能送他们上床睡觉。感谢信息技术，使我有可能兼顾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。”

　　男女平等看上去主要是对女性的尊重，或被一些人称之为“尊重女权”，但在瑞典人看来，它已经超越了女权，男女平等，其实受益的不仅是社会，也是男性。最有趣的做法可算是让父亲休“产假”了。

　　1974年，瑞典通过了家长津贴制度。有了小孩，家长休产假可以拿到月薪的80%，但这份津贴可以由家长双方以任何方式分享，既可以由孩子的母亲带薪休假，也可以让父亲来带薪休假。于是，就有了父亲休“产假”之说。

　　这个法规执行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效果不明显，还是母亲休得多，父亲休得少，其中一个原因是，通常父亲的工资要高一些，所以由母亲来休假更合适。于是，在1995年，这个法规又被改为妈妈休一个月，爸爸休一个月，不得转换。2002年又延长到了两个月。

　　所以，当你在瑞典的大街上看到怀抱婴儿闲逛的男士，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因为下岗而无事可做，人家可是在享受父亲的“产假”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