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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学家周有光昨迎110岁大寿

2015年01月14日 10:04:18 来源:中国新闻网 查看评论 手机看新闻 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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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资料图:周有光近照

  中国著名语言学家、文字学家、经济学家周有光昨日迎来110岁大寿。周有光早年主要从事经济、金融工作,做过经济学教授,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,参加并主持拟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在他主导下,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。如今的他仍笔耕不辍,百岁过后,周有光又先后出版《百岁新稿》《朝闻道集》等数部新作。

  周有光,原名周耀平,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。昨日,是周有光的109岁生日,根据老先生“做九不做十”的惯例,当为110岁大寿。

  人生很难按计划进行

  周家祖籍宜兴,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,在常州开办棉纺、织布厂等业。道光年间太平军起,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,曾祖父誓死守城,后因常州失守,投水自尽,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。

  十岁时,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,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。1918年,入常州高级中学(江苏省立第五中学)预科,一年后升入中学,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。1923年,周有光中学毕业,尽管成绩优异,但其时已家道中落,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,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,后得亲友资助,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,遂入学。

  1925年,上海发生“五卅惨案”,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。大学毕业后,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。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,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,转考入京都大学。

 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,甚至有一种隐隐的“错位”。

  大学毕业,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,他却选择了学经济;圣约翰大学、光华大学的毕业生,都到美国留学,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;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,河上肇却被捕入狱,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;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,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;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,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;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“传统”教育,却研究了大半生“现代”的知识。面对这样的“错位”人生,他却很坦然:“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,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。”

  与夫人“流水式”恋爱

  1933年4月30日,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。在随后的近70年中,两人一直相濡以沫。

  周有光在其《百岁口述》中,也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。他说,与夫人是“慢慢地、慢慢地自然发展,不是像现在‘冲击式’的恋爱,我们是‘流水式’的恋爱,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”。

  周有光将这八年分成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,很普通的往来,主要在苏州;第二个阶段,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,但是还不算是恋爱;第三个阶段,就是恋爱阶段。周有光称,“当时她(张允和)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,我在杭州教书。在杭州的一段时间,就是恋爱阶段”。

  关于两人的婚姻,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,那就是“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”。对此,周有光曾在受访时坦言,“其实我们也吵架”。

  “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,不会让保姆听到的,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,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。还有一点,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,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。确实,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。到了北京后,一直到我老伴去世,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,有的时候也喝咖啡。喝茶、喝咖啡的时候,我们两个举杯齐眉,这当然有一点好玩,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。”

  晚年,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《多情人不老》。所谓合著,其实是各写各的,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,张允和的文章横排,书页向左翻;周有光的文章竖排,书页向右翻。

  抗战期间与周恩来接触

 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。1935年,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,任教光华大学,并在上海银行兼职,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,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。

  抗战中,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,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;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,所幸抢救及时。抗战结束后,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。

 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,自认患有“左倾幼稚病”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、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。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,同时从事银行工作,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,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。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,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。

  此后,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,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,甚至感到荒谬。多年以后,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,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,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,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。

  50岁改行:26个字母干三年

  在50岁的时候,周有光扔下经济学,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。

  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:“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,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,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。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:叶籁士、陆志伟和我。叶籁士兼秘书长,比较忙;陆志伟要教书,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。我呢,离开了上海,没有旁的事情,就一心搞这个事情。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:汉语拼音文字方案。我提出三点原则:拉丁化、音素化、口语化。事实上,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,没有新字母。看法基本一致,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,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。”

  “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:你们太笨了,26个字母干三年。”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,但他认为,“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”。

  被批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周有光即被批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,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。当时大家也曾被“逼”着宣誓:此生在此扎根,永不回北京。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,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。

  妻子张允和在“文革”前是家庭妇女,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,受到的冲击也不大,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。只是,妻子和孙女在北京,儿子、儿媳妇在湖北,周有光自己在宁夏,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。

 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,在他的记忆中,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“扫光了”。“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,在农村改造,家里没有人,东西都(被)随便扔。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。”

 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

  1979年4月,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。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,提议采用“汉语拼音方案”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,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,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。

 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,这段围绕着“拼写汉语国际标准”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。“1979年,领导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(ISO)。我说我不去,已经几十年了,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。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,破的。他说,衣服没有关系,你赶快去做最好的,从袜子、皮鞋,到大衣,都重新做。我只好服从命令。”

 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,法国有法国的方案,英国有英国的方案,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。周有光说:“(当时)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,应该统一成一个。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。这个问题对他们(其他国家)来说并不简单。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。这是第一步,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。”

  80岁让生命重新开始

  周有光曾有“周百科”的外号,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。1980年开始,他成为翻译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,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。“周百科”的外号也算是“名至实归”。谈到当年翻译《百科全书》的细节时,周有光称,“我们翻译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,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,就压缩成10本,称为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。”此后,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。

  其实,百科全书的情结几乎贯穿了周有光一生。“我当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,每门课程完成了,老师会指定学生读课外读物,其中很多都是百科全书。”周有光说,像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有两百多年历史,由四千名学者编写,作为大学生的课外读物最方便。“百科全书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准确、简明、扼要,是世界上有名的人写的,不是普通人写的。”但他也曾感慨,“中国人向来没有百科全书这个概念。”

  80岁时,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。他把80岁当作0岁,由此递加计算年龄。92岁那年,收到一份贺卡,上面写着: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!至今提起,老先生还乐不可支。1989年,周有光离休,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。

  “上帝太忙,把我给忘了”

  如今的周有光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,但这位“世纪老人”仍然笔耕不辍。百岁过后,周有光又先后出版《百岁新稿》《朝闻道集》等数部新作。

  2013年,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。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,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,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,就白读了。他还幽默地说:“上帝太忙,把我忘掉了。”

  

[编辑: 张如如] 
关键词: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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